《事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

“知识型”

“知识型”是福 柯知识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在福柯那里,“知识型”并不是一种知识形式,也不是一种贯穿于不同的各门学科之间、显示出主题、精神或者时代的崇高统一性的所谓 理念。而是联结一切修辞、科学和其他话语形式的一种“总体关系”。“知识型”是制约、支配该时代各种话语、各门学科的形成规则,是该时代知识密码的特定“ 秩序”、“构型”和“配置”,是某一特定时期社会群体的一种共同的无意识结构,它决定着该时代提出问题的可能方式和思路,规定着该时代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 与范畴。

福柯的“知识型”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特殊的、有限的,是历史地正在变化的。不同的时期,“知识型”是不同的。而且不同时期即使在时 间上前后相连,其“知识型”却未必相互联系。在福柯看来,从一个时期进入另一个时期,不是由于发展,而是由于“知识型”发生了转化,不是由于“延续”,而 是由于“断裂”。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一书主要考察的就是“知识型”及其转化,首要目标是揭示理论知识形式之间共时性的连续性和历时性的“非连续性”。

在福柯看来,所谓“词”原本就是人造的,用它来对应事物注定是个错误。一个词语只有进入某一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利。否则便要 被贬入沉寂。一个人的话语是“荒诞”还是“正常”,一个人的“认识”是否被接受,是否被认为是“真理”,不在于该“认识”本身是否正确,而在于该认识是否 符合那个时代的群体共识,即那个时代的“知识型”。

知 识考古学的任务就是发现、找出这一“知识型”。“考古学”的这种考察,并非是在同一层面进行的,而是在不同层面进行的,它要在不同层面的知识和概念之间寻 找联系,或者说确立它们之间概念性的相互关系。例如,生命、劳动和语言是三个由常识看来彼此之间并无联系的知识概念,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要在它们 之间确立一种联系,将这三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它试图找出三个领域之间的相似性,亦即揭示不同知识之间的共时性的连续性。


三个时代的“知识型”

在《事物的秩序》中,福柯考察了西方从文艺复兴末期到19世纪末数百年间,有关生命、语言和劳动的知识或话语，认为其间经历了三个时代和“知识型”：

1、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型”是“相似性”
在 文艺复兴时代,“相似性”制约、支配着西方人对语言的理解和认识。相似性组织了符号的作用,构成了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知识,并控制了表现这些事物的艺术。 这里所谓“相似性”,是指语言与事物,即福柯所谓“词”与“物”的相似。它们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彼此都是相似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诗人)受“相似 性”“知识型”的左右,将人的微观世界同神或自然的宏观世界在“相似”的基础上联系起来。
解释是知识的核心。

2、古典时代的“知识型”是“再现”
在古典时期(17世纪和18世纪),同一与差别原则取代了相似性原则,分析取代了阐释,差别的区分代替了相似的综合,知识的本质变为表象世界、再现世界。“知识型”由“相似性”变成了“表象分析”。表象分析是按照事物的秩序来再现它们,人的认识活动不再是 将事物联系起来,而是区分它们,然后在区分的基础建立起同一和差别。

观念秩序成为知识的核心,知识在于给表象以秩序。表象分析的实质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试图为世界建立起一种科学秩序,自然科学是古典时期的主要知识形式。

语 言不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不再是一种实体,而只是一种代表,一种符号,一种功能。词与物之间不再是“相似”关系,而是“再现”关系。这种古典的再现观,主 要体现在对“秩序”和“分类”的推崇上。正像福柯指出的那样:古典时代的“知识型”的最一般的表现,是一种精确系统,一种分类方法和发生分析。每一门科学 无不计划对这个世界作详尽无遗的秩序规定(无论这计划是多么遥远)。科学的方向永远是发现简单因素,并一步步向它们的组合形式深入。在每一门科学的中心都 有一张表,以便把知识展列为一个系统。至于那些与这一“知识型”相左的伟大思想,则自然而然就被现存的知识组织掩盖掉了。这意味着古典时代的各种话语和学 科,都是以秩序和分类为基础的。古典时代的知识理想,就是使起再现、代表作用的符号具有完美的秩序,以便能再现(或者说“代表”)这个世界的秩序;因为这 个世界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一种普遍的秩序。研究这个世界的方法,也就是把代表物(符号)清晰明了地列成一张秩序井然的系统表,让这张表显示出世界本身所具有 的真实秩序。

福柯认为,笛卡尔是一个通过寻求某种能够保证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方法来寻求必然性的知识的典型代表。对于笛卡尔来说,比较和秩 序是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是两个至关重要的方法。作为一种方法,比较是从简单的因素开始,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向复杂的综合发展。如果能恰当地确定简单因 素,并有可靠的方法综合这些因素,那么知识就完全有把握从简单形式一直发展到最复杂形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笛卡尔如此热衷于对“不证自明”的知识基石的 寻求,因为他的整个知识大厦有赖于这些“基石”支撑。进一步,把自然界的各种因素按其简繁程度正确地进行排列,就成为人类认识的关键。那么,这种自信能产 生确定性知识的分析方法,是依靠什么工具在表格中对事物作出某种排列的呢?福柯认为是“符号”:“符号是一种任意的系统,它一定能使对事物的分析进行到最 简单的因素,将事物分解到它们的起源因素;然而符号必须能显示为什么这些因素能够组合,什么是事物复杂性的理想来源……”在古典时代,作为媒介的语言被认 为是绝对可靠的,而且是绝对透明的。也就是说,人所要说的内容,语言都能分毫不差的实现,不耗损,不走样。思想家的任务并不是创造秩序,而只是忠实地描述 现存的秩序。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天然秩序,人只不过把这个秩序讲清楚罢了。这一点表现在古典时代的科学上就是,科学的理想是“描述”自然而不 是“注释”自然,一切从实证的归纳开始,归纳的结果便被接纳为理想的知识。

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的理想是如实地描述自然和自然的人,真实地再现人的真情实感,“真实”因而成为古典时代艺术的理想。评判一部艺术作品优秀与否,“真实”与否是至关重要的尺度。

3、现代时期的知识型是历史原则
在现代时期 (始于19世纪),历史原则取代秩序原则,“知识型”以探求根源的历史性为特征,表象变成自我表象,构成世界的不是由同一性和差异性原则连接的孤立要素, 而是有机的结构与总体发挥功能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

世 界现在被看作不是由同一与差异相连结的孤立的要素构成的,而是由有机的结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的,其整体性表现为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概念使时间成为 核心问题。正是由于时间概念的引进,历史在现代思想中扮演了一个基本的角色,其作用与秩序在古典思想中的作用相仿。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绝不仅仅是毫无新意 的对事件的机械描述。所谓“历史”,意味着对知识的基本安排,它涉及到时间、发展、“生成”概念。“历史成为我们思想中不可避免的要素……在19世纪,哲 学驻足在历史与历史、事件与本源、进化与起源的第一次散开、忘却与回归之间的鸿沟上”。正是历史观念的产生,使形而上学思想家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 “对于思想来说有一个历史是什么意思”。福柯认为这一问题将沉重地、不厌其烦地困扰着从“黑格尔到尼采及其尼采之后的哲学”。

在语言方面,古典时期语言是表象的直接展现,与表象密不可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有通过语言的中介才 能够认识;但是在19世纪以后,语言开始关心自身,开始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实在性,开始展示自己的历史、客观性和法则,词之序不再表象物之序,语言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和思想的对象,词与物相分离。
语 言不再是不变的话语,单一的语言变成了多样的语言(语言的多元化)。语言失去了往昔的清晰性,显出它的不透明性来。当然,词语继续表现它所指称的事物,但 是这种表现活动不再构成其基本的功能了。词语的“意义”不再源于构成它的共同的、固定的和抽象的规定,而是来自支配它在时间流程中形成、变化的方式,以及 它作为复杂语法结构的一种要素而起作用的方式的特定历史。语言再次成为一种问题,它既是表达的媒介,又是表达的障碍;于是,解释和诠释盛行起来。《资本 论》第1卷是对价值的诠释,尼采的全部工作是对一些希腊语词的诠释,弗洛伊德是对所有那些既支撑同时又毁坏我们的表层话语、幻觉、梦和身体不可言传之域的 诠释。语言的统一性就这样被粉碎了,它作为知识本质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福柯认为:“随着作为多样的丰富性的语言的出现,古典思想的秩序现在可以陷落了。 ”

语言的问题,同人类本身的问题息息相关。既然语言不再担当再现和使知识成为可能的任务,既然再现功能已经成了问题,那么实现再现的任务 便历史地落到了“人”的肩上。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出现了,而且成为一切事物的尺度。一旦世界秩序不再是上帝的赐予,而且不能再在图表中得到再 现,那么,曾经把人和世上的其他生物连在一起的连续关系也就中断了。人,曾经是其他生物中的一员,现在成为客体中的“主体”,他以外的世界万物则全是相对 于他而言的“客体”。于是,“人的时代”来临了。只有人类才会言说,才能居住于动物之中,才是一切生产的本原。然而,他的这种地位是含糊不清的。他的具体 的存在取决于生命、劳动和语言:关于他的知识通过他的机体、产品和语词而获得,对于在他之前存在并将比他长命的形式来说,他似乎只是一个权宜的载体而已。

福柯认为,现代时期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人的诞生”。现代知识型以“人”为核心。随着古典时期“表象”模式的解体,人类自身第一次不仅成为知识的主 体,而且成为知识的客体,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与万物是相似的,人是万物中的一个部分。在古典时期,人虽然是知识的主体,但不包括 在知识之中;只是到了近代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才使得人文科学成为可能,“人”在 此时才成为知识的对象,“人”这个概念才得以出现。因此,福柯说“人是19以来的产物”,“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

这种晚近诞 生的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知识的主体。如果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现代思想主张人赋予世界以秩序,赋予全部知识以确实性。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自封 为王。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人取代上帝自封为王的东西竟然是人的“有限性”。福柯认为,人只有通过他的语言、他的生物有机体和他的劳动产品才能了解他 自己。就人作为知识客体而言,人的具体存在依赖于生命、语言和劳动,并为它们所支配。正是在这里,人的“限度”被发现了。只有人被当做一种有限的存在,“ 人”才能诞生,人的知识才能有其确实性和确定性。但是把知识奠基在作为有限存在的人之上是理性的非法使用,基于有限之上的先验是不可能成为作为无限的真理 的。

“人”的消失

如果说,人的诞生是“知识型”变化的结果,现代知识型造成了“人”,那么显然,随着知识型的再次变化,将导致“主体的死亡” 和“人”的消失。福柯认为,到了当代,人文科学被精神分析学、结构人类学、语言学所代替,“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动摇了,主体不再是作为知识、自由、语 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人”并不是具有普遍人性的认识主体和可知客体,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从一种考古学的观点来看,如果“人”这个概 念不是思想的最古老的问题,而事实上是最近的问题,它仅仅是当代思想的一种暂时的偏见、一个近期的构想,那么,随着知识构成规则的改变,抛弃一种至上主体 作为所有知识根源的观念将成为可能,“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